為何中國在清朝以前都未曾出現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在上個世紀中期快速發展的東亞地區到底是怎麼做到的?一個說法是由於儒教倫理的推行所致。然而這個理論是建立在韋伯的理論之上，姑且不論韋伯的理論是否可以如此推廣，光是基礎的應用就已經有許多的誤解了。
資本主義是由西方所產生的，然而為何是在西方文明中產生而非是其他的文明體系中誕生?韋伯認為乃由於西方中世紀時期的宗教改革所致，而清教徒的禁慾原則則成為了後來的喀爾文教派以自身職業來榮耀上帝的依據。[1]
一、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由於教會的腐敗，諸如斂財、不守戒律、盜賣聖職等等情況越來越普遍，馬丁路德於是提出了著名的九十五條論剛，作為新教改革的開始，主要論點是否定教士的地位，認為一般人也可以透過閱讀聖經直接與上帝溝通獲得救贖。接著喀爾文出現，除了贊同馬丁路德的看法之外更提出了預選說-認為一般人能否獲得上帝的救贖早已決定，而人所能做的就是透過努力工作來榮耀上帝。在喀爾文教派裏頭，發財致富不再是罪惡，相反，人更應該要透過發財致富來榮耀上帝，為了致富，人們必須克制自己的消費欲望並安分守己的工作，至此清教徒的禁慾原則走入一般百姓之中。這些都是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
而近代資本主義的精神乃至於近代文化教養之中的職業概念都是出自於基督教禁慾主義，也是本書所要論證的內容。
在此，韋伯的資本主義指的乃是一種生產方式，其中的禁慾原則其實蘊含的是理性化的概念，也就是將人的情感由計算、理性所取代。作為公共行政學的創始人韋伯還曾提出過科層組織的概念，也就是所謂的官僚體系，並提出了三種權威的來源。對於財富的追求乃為人性，從兩河流域古文明到現代、東西雙方帝國都曾出現過，但韋伯認為這是不理性的資本主義，於是在此界定出一個新的概念，也就是由喀爾文教派所提出的生活方式。
因此，應當如此理解，韋伯的資本主義是一種理性資本主義（Rationalized Capitalism）：通過現代管理制度實現經營活動的可預期；同時，受到可預期的法律即形式理性法的保護，資本主義社會的政府也是行為可預期的官僚制政府。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可以換一個表達方式：新教倫理的什麼要素導致了工具理性主義的產生與發展。
然而新教，更精確的說是喀爾文教派，就是導致資本主義的出現的主因嗎?抑或是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人支持了喀爾文教派?韋伯在此提出了「選擇性滲透」此一概念，他認為在各個層面，包含了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之間是會互相影響而交織出來的，並不是哪一層面造就了哪一層面。韋伯透過此一概念迴避了定義其中因果關係所造成的麻煩。[2]
至於當代學者對此的看法，Karl Fischer、Felix Rachfahl曾在1907-1910年間提出反駁，根據Ethan Crowell的整理，主要有以下論點，一:過於強調新教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聯性。二:過分的誇大喀爾文教派的論點，諸如喀爾文教派並不能代表全部的新教、將喀爾文教派視為禁慾主義的唯一來源也過於武斷。[3]
總歸來說，韋伯的論點即為基督教透過理性化及加入世俗性使得人們的觀念改變進而產生資本主義的萌芽空間。
然而此為西方世界的角度，確實資本主義源自於西方，但是東方地區難道就沒有類似的情況嗎?又或是說為何東方地區沒有出現資本主義?明清時期商業蓬勃發展，其所帶來的現象和西方有何差異?
二、中國地區的宗教
韋伯在另一本著作《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中提出了許多不利於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論點，其中提及儒教並沒有追求天堂的慾望，也沒有作為超脫世俗、全能的上帝。而清教徒所信奉的基督教卻是有的，因此儒教缺乏了積極的「入世性」，儒教是此世的。
關於宗教改革，中國其實也有，但中國的改革並非是與基督教一般，經歷了猛烈的抗爭與變化成立的。相反，正是因為中國的儒教並沒有一個具有最高解釋權的主教，也沒有基督教的嚴密教會組織。中國的宗教改革具體呈現在儒、釋、道之間的排擠與融合。
宗教的改革大方向是由出世轉為入世，也就是承認其中的世俗性。中國的宗教改革最早是從佛教的變化開始，佛教同時也是韋伯所忽略的一環。
佛教對於現世的看法乃是消極否定的，於是乎透過極端的出世來尋求解脫，即為超脫輪迴。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很重要的人物即為新禪宗-慧能，慧能提出直指本心之說、「若識本心，即是解脫」 。
儒教的入世似乎是表達在受到新禪宗影響下所產生的。在余英時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理提到了對新儒教產生了「心性論」的「理」的彼岸世界。在新儒教裡可以用「理」、「氣」來表達，也可以用「形而上」、「形而下」來表達、更可以用「天理」、「人欲」來表達這個彼岸世界。[4]
然而這沒有反駁到韋伯，因為在這裡儒教所提的兩個世界仍然脫離不了人倫的概念，當然也脫離不了「家族」、「現世」的問題。清教徒是做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彼此間沒有牽絆，只面對上帝並為上帝服務；儒教則是做為家族中的一員，自然有了倫常與孝道並負擔無限責任。此乃對於韋伯理論的不瞭解所做的無效論證。
宗教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即為個人與超現實的概念。在基督教裡，所謂的超現實即為上帝，而宗教改革所做的即為抽離神職人員的地位，使人與上帝直接接觸。在禪宗裡，超現實性是內在的，即為人的本性，或說是佛性。慧能所做的無疑是項宗教改革。而在唐末，儒釋道也漸趨於混合。禪宗也影響到了道教，這些都使得佛、道漸變為世俗、入世的宗教。
三、中國的商業發展
前面說了這麼多關於宗教以及資本主義間的論述，難道中國的商業發展就輸給西方世界嗎?非也，中國不但沒有輸給西方世界，反而在歷史上有許多部份都是勝過西方的。以清朝來說好了，乾隆六年（1741年）人口143,411,559人，已超過上億，而到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人口為221,027,224人，到末期，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人口達到313,281,795人，儼然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國家。
而過多的人口勢必需要更多的工作來解決經濟方面的問題，在中國的答案即為增加耕作面積。清朝糧食產量比明朝萬曆時期增長了一倍，並且遠超過以往的歷史時期，在康熙二十四年期間，全國共有耕地六億畝，到乾隆帝去世，全國耕地約為10.5億畝，全國糧食產量則迅速增至2040億斤。
而糧食作物、經濟作物也都蓬勃發展，江南地區的經濟狀況也突飛猛進，當然也包含了商業。此時的北京人口已達到百萬人，工商業興起，甚至還出現了十大商幫組織。
然而若是依此總結韋伯的理論有誤，中國已出現資本主義的精神的話就是大錯特錯了。韋伯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指的乃是一種理性的操作手法-透過理性的生產、理性的組織與理性的司法律令。在當下並沒有這些理性的出現，出現的只是對於利益的追求。再說一次，韋伯所論述的是一種理性的態度，而不是經濟狀況本身。
四、工業革命
資本主義的體現主要是在工業革命之後才出現的。綜觀工業革命的成因，同樣是有人口過多的背景，但同樣是人口過多，在英國所出現的卻是以工商業的發展作為因應。為何中國是以農業的發展支撐?中國的農業主要是在江南地區，在那裏有發達的水利系統，包含灌溉水圳、運河作為後盾，而發達的水利系統更是有賴於統一的帝國體系。
此外，貿易的開放、專利權出現與殖民地的資源採收都有助於推向工業革命-更快、更高效的機械設備需求增加，而能夠開發這些技術更是仰賴於科學革命以來的基礎科學研究。金融制度的改善，債券、證交所提供了工業革命所需的大量資金，而在光榮革命後的英國其憲政體系也是保證了稅收穩定承諾。種種原因最後產生出工業革命。
反觀中國，技術性的研究是不被受到重視的，看看清末對於改革的態度就知道了；土地的出售也是受到政府控制；而傳統親屬間的倫常，為了保護其他親屬避免貧困，也使得債務資金的轉移受到限制；親屬關係更是直接影響到法律制度的建立，這也使得《大清律》的理論與實務的的運用受到很大的阻礙。
五、總結
二十世紀對於亞洲的經濟快速發展原因提出了很多的探討，其中一派理論認為是由儒教的影響所致，並試圖以此反駁韋伯的理論。但是以儒教理論概括整個東亞，包含四小龍及中國恰當嗎?姑且不論日本韓國新加坡，光是台灣，儒教並非是最主要的文化，其中還包含了些許的佛教、道教、民間信仰、威權文化甚至是西方思想，這些難道都要用儒教概括嗎?而其中的成份不也涵蓋了許多與儒教相反的思想，諸如肯定商人、無限制追求利潤等等。
在此刻，儒教的衰微反而可能成為邁向現代資本主義的原因。看看近代亞洲的發展，也多是由於人口紅利配合政策以及外國資金與技術之下進行發展的。這些不都是西方工業革命時所有但我們卻沒有的?
儒教本身與新教本身就是不同的，像是沒有超凡、全能的上帝、沒有一個彼岸的世界。清教徒將自己培養為上帝的工具人以理性追求財富，而儒教卻是透過自我的修練來在現世換得內心的成就。
郢書燕說，穿鑿附會。韋伯的理論對於儒教可能有些紕漏，但其全體性仍然是正確的。一百年前韋伯做的研究至今沒有人去重現，沒有對於東亞企業的經濟研究，儒教也不過是臆測罷了。
總結以上，儒教在中國以及東亞的歷史上從未扮演過推向資本主義的功能。
[1]馬克斯‧韋伯著、於曉等譯、顧忠華審定（2005）《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臺北：左岸 P.176
[2]高馮鈞、馬劍銀(2002)社會理論之法；解讀與評析 清華大學出版社 P.222 摘錄至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1pv_f8SivD0C&pg=PA222&lpg=PA222&dq=%E9%80%89%E6%8B%A9%E4%BA%B2%E5%92%8C%E6%80%A7&source=bl&ots=fpmLE707N4&sig=x3TU8YF2mtx5Esd4PCs-Y0DAW1A&hl=zh-TW&sa=X&ved=0ahUKEwiJw4SLgcDUAhVJkZQKHVoNBqMQ6AEIODAD#v=onepage&q=%E9%80%89%E6%8B%A9%E4%BA%B2%E5%92%8C%E6%80%A7&f=false
[3]Crowell, Ethan (2006) Weber’s 「Protestant Ethic」 and His Critics.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University of Texas Arlington. 2017/06/15摘錄至http://dspace.uta.edu/bitstream/handle/10106/309/umi-uta-1247.pdf?sequence=1
[4]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